高温席卷中国近半省份，高温津贴的话题也引发热议。据中新网7月24日的报道统计，目前全国至少已有27个省份明确制定了高温津贴标准，北京、天津、浙江、宁夏等地今年刚刚对标准进行了上调，但更多的地方却是标准数年未涨。

　　各省份的高温津贴发放水平大概分为几个层次，其一是刚刚动态调整过的省份，比如北京，室外和室内高温作业的补贴最低标准分别上涨60元和30元；其二是多年维持在原来标准上的省份，比如，广东执行的是2007年标准，湖南执行的是2005年的标准，甘肃执行的则是1997年的标准——高温作业工人的补贴仅为每月45元。此外，据报道，河北、黑龙江、青海、西藏这四个地区仍未明确制定高温津贴标准。

　　高温补贴宜乎因地制宜，各地不会有整齐划一的标准。但观察可见，即便是对室外高温作业补贴最高的省份，月津贴也就是二百多元；即便是对高温津贴管理最为动态化的地区，若参看调整频率，其涨幅也要低于通货膨胀和CPI上浮。无论基于何种考虑，这都与烈日下高强度的劳动不相称。

　　除了补贴微薄、调整滞后，高温津贴的能否真正“落地”也成了问题。虽然国家层面的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已于2012年修订，但用人单位对补贴“躲猫猫”的手段却很多，比如，为了规避温度红线，把车间温度计永远调在33℃以下；为了规避现金补贴，用绿豆汤、糖茶代替津贴。由于约束软性和维权无门，一些企业将高温津贴视为一种“可发可不发”福利，完全没有在守规奉法的意义上看待它。与之相对应的现象则是，很多高温作业者常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高温津贴就像“画饼”，只是“看上去很美”。

　　高稳津贴调整慢、落地难的尴尬，正展现了底层权力伸张的困境。坦率说，高温津贴的目标人群——工地上的建筑工、高温车间里的操作工、马路上的清洁工，在其他方面也是维权上的弱势群体。他们一方面缺乏顺畅的、一通到底的维权渠道，从而实际上承担了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设计失误的成本，一方面又没有充分的话语权，最终只能在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扮演“被关怀者”的角色。只有每年夏天，当高温津贴随着时令被列入媒体的“报道选题”时，人们才能听到他们零星的申诉，在其他时间里，他们都是沉默的甚至“不存在”的群体。

　　不存在，是指权利上的边缘化，公共讨论中的不在场。它也反过来解释了一个现象：为何年年夏天都有高温作业者待遇不公的呼吁，却罕见针对津贴发放维权成功的报道；为何高温津贴的基本规则已经在国家层面确立，很多地区却还八年、十年甚至十七年不上调补贴标准；为何真正的高温作业者只能领取微薄津贴，坐在空调房里的人却可以“参照”标准领取高额补贴。标准偏低、落实不畅和分配不公，是很多针对一线劳动者的福利中都存在的问题，而目标群体的弱势地位，则让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被矫正的推力。

　　有专家建议，各地应该建立高温津贴动态调整机制，也有媒体呼吁，应加大对企业监管，维护劳动者的“酷暑权利”，这都应该提上日程。但若从高温劳动者视角看，更应该给他们搭建两个平台——说理的地方，和说话的地方。